封面新闻记者 沈轶 河北邯郸摄影报道
2019年1月，变成女友的那一天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现任警察刘延波，依法向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国家赔偿申请。
5年前，他与同事孙盟盟侦办了一宗诈骗案，嫌疑人最终被异地政法部门释放，作为办案人的他们，反而失去自由。
2014年起，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三次判决他们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不过，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裁定发回重审，并在2018年10月19日，作出二审判决：刘延波无罪，孙盟盟免于刑事处罚。
刘延波说，左右他俩所办诈骗案走向，并调查他俩的幕后者，正是被媒体称为河北“政法王”的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大大张越。
2013年中秋节前后，曾有中间人“提醒”刘延波：“他们找了张越，你们如果不放人，肯定要弄你们。”
500万诈骗案
2011年9月3日，邯郸县公安局受理一起诈骗案。
报案人赵永平称，自己被杜建国、孙学志二人共同诈骗约500余万元。接办这起案件的警察，正是时任邯郸县公安局刑警机动中队中队长刘延波和侦查员孙盟盟。
据邯郸县人民检察院2013年6月30日出具的起诉书显示，2008年6月，经人介绍，被告人杜建国、孙学志认识了邯郸商人赵永平。二人向赵永平谎称，孙学志曾是黑龙江省公安厅三处处长、国家安全部远东情报站站长，为厅局级干部，能运作购买海南海钢集团全部贫矿石项目。
而据刘延波此后调查，孙学志其实仅仅是黑龙江省一个疗养院的保安。
起诉书称，赵永平在二人诱骗下同意投资该项目，2008年7月，杜建国向赵永平索要购买项目的前期运作费，赵永平于当月向杜建国转款150万元。
两个月后，杜、孙以某公司的名义，与北京某事业单位签订协议，约定由该单位负责与海钢集团签订购买贫矿石项目。
事情随后起了波澜：按起诉书的说法，2009年1月，这家事业单位通知孙某某可与海钢集团签订合同，但孙某某以不能与该集团签订全部贫矿石合同为由，拒绝出面。
此后，一部分贫矿石被另外3家公司“捷足先登”。也就是说，购买所有的贫矿石已不可能。
起诉书称，赵姓商人没有被如实告知以上情况，杜、孙则对其谎称，如不继续给资金，项目肯定跑不成，之前投入资金也收不回。
随后，杜建国与孙学志陆续向赵姓商人索要了526万元。然而，在新成立公司开始运作后，赵永平却从别处获知孙学志与杜建国运作该项目的实际支出仅为120万元。
赵永平因此向邯郸县公安局报警。
2011年10月16日，邯郸县公安局决定立案侦查，并对杜建国、孙学志网上追逃。5天后，两人归案，10月28日，邯郸县公安局决定对二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2013年3月16日，邯郸县公安局对孙某某执行逮捕。起诉书显示，孙学志在索要的526万元中获得了235万元，自称131万元用于跑项目花费、104万元占为己有。
起诉书认定，孙学志伪造身份、隐瞒事实真相，诈骗赵永平104万元，涉嫌诈骗罪。此后，邯郸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孙学志案，并建议邯郸县检察院将杜建国一同起诉。
政法委“通知”
刘延波说，诈骗金额500万元的案件并不多见，他与孙盟盟当时正憧憬着立功受奖。
孙盟盟此前曾是一名法医，由于受不了法医工作的枯燥，他在3个月前申请转岗当了刑警，这起诈骗案，是他参与的第一案。
就在两人憧憬时，河北省委政法委2013年11月10日的一封协调、督办通知，让事情发生180度转折。
这封发往邯郸市委政法委、张家口市委政法委、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河北省公安厅的通知称，经河北省公安厅指定，杜建国案由张家口市公安局宣化区分局管辖；经河北省法院、省检察院指定，孙学志案由张家口宣化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管辖。
通知中，要求前述单位要协调、督导有关政法部门于2013年11月12日前完成案件移交工作，并向省政法委及时报告工作进度。事实上，留给各方协调时间只有2天。
邯郸县公安局一位要求匿名的警察告诉封面新闻（thecover.cn）记者，2013年11月12日，张家口市宣化区公安分局、检察院工作人员来到邯郸，“当晚就给杜建国办了取保候审手续”。
这名警察说，杜建国离开时，邯郸县公安局的案卷才刚刚移交，“一天之内，宣化公安肯定还没来得及阅卷。”
按正常办案流程，宣化警方要先调查犯罪嫌疑人构不构成犯罪，案件应经过刑警队、公安局法制部门、大大办公会。“怎么局领导还在张家口，过来的人就在邯郸让犯罪嫌疑人自由离开了？”这位警察对此深表怀疑。
仅仅一天之后，孙学志也被取保候审。该决定和批准单位为“宣化区检察院”，批准时间是2013年11月13日，承办人为该院两名公诉科检察官。同一天，邯郸县公安局出具《释放通知书》。
案件移交到宣化区之后，孙学志、杜建国先后彻底告别了司法诉讼程序。
2014年4月15日，宣化区人民检察院对孙学志案做出不起诉决定，认为邯郸县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同样，杜建国案也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于当年5月5日，被宣化分局决定撤案。
事后，有知情人告诉刘延波，这次略显匆忙的案件移交，靠的是时任河北省委政法委大大、公安厅党委大大张越的协调。而将案件移交张家口市政法系统处理，同样与张越有关。“之前就有人找过我，也找过我们领导，要求我们放人，说是张越的指示，但我们没敢放，毕竟案件全部查清了，放了以后，怕被追责。”
据公开资料显示，张越，是一名政法系统的60后官员，1961年6月生，山东广饶人。从1979年到2003年，近20余年时间里，他一直任职于北京公安系统。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民警、公安局一处处长、公安局副大大等。
2003年，张越调入公安部。4年后，即2007年，张越前往河北任职。在担任河北省委政法委大大、公安厅党委大大期间，张越被媒体称为“河北政法王”。
2016年4月16日，中纪委网站宣布，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大大张越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2018年7月12日，张越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大大张越受贿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发
办案民警被刑拘
在孙学志和杜建国诈骗案撤销后，令刘延波没想到的是，他和孙盟盟却被立案侦查。调查这两名刑警的，正是接手“孙杜诈骗案”的张家口政法系统。
2013年12月5日和6日，张家口市桥东区检察院先后对刘延波、孙盟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4年3月27日，该院向桥东区法院指控称，刘延波涉嫌滥用职权罪，孙盟盟涉嫌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
刘延波说，被张家口市桥东区检察院带走时，先被带到邢台关押3天。“当时问讯的，是张家口市检察院检察官。他们很明确的说，这是张越交办的案子，你必须如实交代。”
刘延波称，办案人员当时要求他交代“谁让造的假案，怎么编造假案陷害孙学志和杜建国”，对方告诉刘延波，“说了就让你回去。不说，就给你上手段。”
刘延波说，在他与孙盟盟被桥东区检察院传唤到案后，在张家口的问讯室中，他被日夜坐在铁椅子上，不准休息。在张家口市银隆宾馆，俩人遭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接受讯问时，出入要被佩戴械具。“从进入讯问室到离开，经常长达二三十个小时，疲劳战术的同时，还遭到逼供诱供。有时不问口供，无缘无故在铁椅子上坐一夜。之后近半个月时间，监视居住地点设在检察院办公楼内。”
不仅当事人，俩人所在单位的同事，甚至领导，也作为证人被检察院带走询问。
这样的刑拘，前后持续了56天，刘延波说，除了挨打，他基本什么苦头都吃了，“全部都是精神折磨。”
两次发还重审
2014年3月27日，张家口市检查院向桥东区法院指控称，刘延波涉嫌滥用职权罪，孙盟盟涉嫌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
二人被指控滥用职权罪的原因之一，系检方认定邯郸警方对孙某某、杜某某案无管辖权，且在侦查期间未按照《河北省公安厅关于正确使用执法办案系统的要求》将案件网上流转。
刘延波说，当初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没有管辖权，是因为赵永平在给杜建国、孙学志转账的时候，一共分了3次，“第一次150万，第二次100万，第三次250万，其中第一次的150万，他们认为不是在邯郸打的，所以我们没有管辖权。”刘延波表示，而另外的350万，赵永平是通过位于邯郸县境内的银行转的账，“所以他才到邯郸县公安局报了案。”
2014年9月，张家口市桥东区法院一审判决刘延波犯滥用职权罪、孙盟盟犯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刑3年零6个月、6年。
当年12月，张家口市中院在第一次二审中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理由是“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
2015年9月，张家口市桥东区法院第二次一审判决刘延波犯滥用职权罪、孙盟盟犯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刑3年、5年。与上一次一审判决相比，此番罪名不变，但量刑减轻。
按照《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4号》判决书的说法，刘延波被认定的滥用职权罪，其实与赵永平和孙学志所签订的一份协议有关。
判决书称，在孙学志被监视居住期间，刘延波曾多次对其暗示、威胁，并带着赵永平与其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孙学志偿还公司1700万元、将18%股份无偿转让给赵永平等事项。
判决称，2012年1月19日，刘延波、孙盟盟等人带孙学志和赵永平前往海南，冻结了孙学志的490万元定期存单，孙学志当场将104万元汇入孙盟盟的个人账户，396万元则汇给了赵姓商人。两个月后，孙学志与赵永平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
在判决书中，396万元与18%的股权，成为刘延波滥用职权给孙学志造成的损失。孙、赵的协议，也被指系孙在公安人员在场、受胁迫的情况下为换取人身自由而签订的。
然而，2016年2月，张家口市中院二审认定，“刘延波是否给孙学志造成396万元以及18%股权损失方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再次裁定撤销判决、发回重审。
关于上述396万元与104万元两笔金额的说法，其实早在第一次一审判决时，就曾有提到，不过，在第一次一审判决中，桥东区法院认为这500万并非属于给孙学志造成的损失。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东刑初字第39号》显示，桥东区法院曾认为，“本案于2013年11月29日立案，因为2013年8月15日海南省高院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协议书》中已退还的500万不予撤销，故不应计算在损失之内。”
对于这种情况，刘延波表示自己并不理解，“为什么同一个法院，对于同一笔钱的认定，会出现如此大的矛盾？”
迟来的晋衔
2016年4月，中纪委宣布，时任河北省政法委大大张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仅仅两个月后，刘延波与孙盟盟被允许取保候审。这时，他们已失去自由两年零五个月。
刘延波说，自从得知张越被调查，他就知道自己翻案有望，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翻案的到来有些迟。
2016年12月5日，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作出第三次一审判决认定，刘延波滥用职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孙盟盟挪用公款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对于这样的判罚，刘延波当然不会接受，再次上诉。
2018年10月19日，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再发还重审，而是直接作出二审判决，认定刘延波无罪，孙盟盟免予刑事处罚。
2019年1月，刘延波向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的申请，但刘延波也同样表示，无论多少赔偿，其实都很难补回他的损失，“前段时间，单位通知，让我去参加学习，准备晋衔二级警督，其实早在2015年，我就应该晋衔了，但因为这个案子，没能完成。如果当时能晋衔，现在我就该再晋一级警督了。”刘延波说，四年时间，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是否有些后悔办理这起案件，刘延波自己也说不清楚，“当事人来报案，我们接案就一定要办理，不办就是不作为，当时要求放人，如果我真的听话，给放了，我可能当时没事，但是现在张越倒台了，那我肯定跑不掉，所以，谈不上后悔不后悔。”刘延波说，其实他应该庆幸，最终自己能够无罪。
刘延波说，此前在看守所，是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我在里面不敢告诉别人我是警察，不然肯定要挨揍。”
目前，刘延波、孙盟盟的案件已经宣布结束，但关于这起诈骗案的说法，却一直没有定论，作为当事人，赵永平一直在讨要说法。赵永平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时在邯郸县，已开庭审理，就差宣判了，结果被指定到张家口，就变成了不了了之，那么这两家检察院的做法，总有一家是错的，无论是哪一家，都应该给我一个说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