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还是不生，小地鼠的花园科学能否给出答案？
2020年英国生育率是每个女性1.752个孩子，比2019年上升0.06%，但仍低于全球的2.448
“唉，下学期又要换地理老师了，”小女儿叹口气，但下一分钟又眉飞色舞起来。“她马上要有宝宝了，休产假是不是很令人兴奋?! ”
“这是你遇到的第几个休产假的老师了?”
“很多，好像每年都有1到2个，去年法语代课老师只教了1个月的课就发现怀孕，辞职了。”
“真酷！但最酷的是哈拉先生，他前年也休了育儿假，因为他收养到宝宝了，所以小宝宝到之前，他就特别幸福地申请了休假，直接休息了2年。”大女儿也眉飞色舞了。
妈妈在旁边听着，边笑边叹，笑多叹少。叹气当然是不断换老师对她们的学业会有影响，特别是哈拉先生是大女儿毕业那年的数学老师，而且是学校数学部总管，临时辞职，估计校长也得小小地头疼一下吧。但更多的是喜悦，为这些即将迎来新生命的老师们高兴，也对女儿们在生育和人生选择上的健康观念放心，并感慨英国在育儿福利上持续付出的努力。
说到福利，目前英国最庞大家庭的夫妻俩就是因为不依赖福利而受人称赞——苏和诺伊共生育了22个子女，去年疫情中出生的最小的宝宝仅十个月大。
按照英国一直致力提高社会福利待遇的标准，苏生每个孩子都可以享受长达22个月的免费医疗和免费牙医服务；最多能休的52周产假里包括11周孕假、39周带薪产假（6周领9成工资、33周领固定工资）；16岁以内每个孩子每周13镑的儿童福利金；额度不等的工作税务补贴和儿童税务补贴；每个孩子3岁起政府代为支付的每天3小时托儿所费用，如果上公立学校，则从4岁到18岁学费全免，18岁以后上大学可以申请全额的学费和生活费贷款（此贷款由学生毕业后工资按比例偿还，奇妙黑板画一直到60岁）。2012年5月，英国政府还将原来男性在妻子怀孕期间获得的两周带薪假期，改成男性可选择和妻子共享产假，并最多可从妻子的产假中“借”来9个月，以应付新生儿降临带来的更多家务。另外，如果为人父母者选择成为全日制学生，还可以申请再教育的福利金。
当妈的掰着手指头还没算完，两个女儿自己就争起来了。大女儿说：“中学历史课不是讲了吗?女性的节育权一直是男女平等的一部分。1921年，英国开设了第一家节育诊所，40年后，避孕药问世，被英国允许使用，使得女性可自行选择是否需要生育；而罗伯特·爱德华兹更因为试管婴儿获得了诺贝尔奖（2010年），第一个试管婴儿也是在英国出生的（1978年）。所以，科学实际上帮助了人类生育。”
目前，2020年英国生育率是每个女性1.752个孩子，比2019年上升0.06%，但仍低于全球的2.448。英国医学确实发达，如果顺产，在英国的住院时间是48小时，而剖宫产则是72小时。这也是为什么凯特王妃总是2天后就抱着新生小婴儿向记者挥手微笑了。而所有生产费用，包括42岁以内因不孕而需要做试管婴儿的费用都全部由国民医疗（NHS）支付。
可惜，有关科学的论证没有得到小女儿支持，“你说科学支持人们生育吗?那为什么大卫·爱腾伯格为‘理想人口’代言呢？很显然，爱腾伯格支持减少人口，因为他觉得这是人类对保护野生动物所能做的最简单举措。”
作为环保先锋，非盈利组织“理想人口”最著名的言论是2018年发布的“减少婴儿数量，应对环境变化”的报告，报告指出：少出生一个英国人，可减少排放750吨二氧化碳，colorcorrect.dlm这些二氧化碳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相当于从纽约到伦敦往返飞行620次。英国每出生一名婴儿所导致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比埃塞俄比亚婴儿造成的环境危害大160倍，比孟加拉婴儿大35倍。报告认为，个人对环境变化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少生孩子，国家和世界应对环境变化最有效的途径是控制人口增长。他们建议英国政府：为了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所有夫妇都应将子女数量控制在两个以内。报告主笔、英国著名计划生育专家、伦敦大学学院的吉耶伯教授认为，以教育、宣传、确保妇女可控制自己生育为核心的“自愿性稳定人口”政策会更加成功。
大女儿却反驳：“女性运动近50年才争取到的生育权，总不能倒退吧。英国有平权法，所以即使因为生产或家庭原因离开工作岗位，最后仍然能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们的老师们不都是这样吗？！”
她俩虽然鸡同鸭讲，但英国也在不同维度上有更多的观点交锋，比如英国皇家学会大大莎拉·哈波表示，考虑到人工智能、人口迁移和健康状况更良好的老人的因素，专注于人口增长也可能对妇女造成危害。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公共卫生改善以及女性发现需要养育人口的家庭时长，总生育率就会出现下降趋势，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
英国中学地理课也提到，生育决策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教育和收入对女性生育年龄的影响，失业和经济不确定性会改变人们的生育决定，女性是欧洲越来越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英国的家庭和人际关系变化的影响，等等。
因此，生还是不生，科学发展能否给我们更清晰的答案呢？
加拿大
让中低收入阶层养得起娃
◎方也
加拿大在鼓励生育上的福利虽然花样繁多，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却一直走低，2019年人口增长更是创历史新低，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47胎
加拿大被称为“老人和儿童的天堂”，傲气仙宗是出了名的高福利国家。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不仅能享受到免费医疗和教育，政府还有各种育儿补助措施来减轻父母的负担。
首先是俗称“牛奶金”的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小孩从出生一直到18岁，可以每月领取这笔补助，具体金额随家庭收入的增加不断递减直至为零。其次是育儿津贴福利，除了母亲最多可享受15周的产假津贴之外，夫妻双方最多可共享69周的育儿津贴，其中产假津贴是工作收入的55%，育儿津贴是工作收入的33%。
第三是教育储蓄计划，为鼓励家长为子女大学费用尽早储蓄，政府会根据家庭每年的教育储蓄提供20%的基本补助，每年最高不超过500加元，到孩子17岁为止。第四是低收入家庭补贴，年净收入在$25921以下且育有小孩的家庭，政府会提供占收入80%的家庭补贴金。第五是托儿补助金，虽然从小学至中学的义务教育都免费，但学前教育是自费的，政府会根据家庭收入情况提供专门的托儿补助金。
加拿大生育、教育上的津贴福利花样繁多，看起来非常诱人，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生育率却一直走低，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根本不生孩子。2019年人口增长更是创历史新低，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47胎，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80%左右的人口增长来自于新移民。
为什么加拿大政府的经济激励措施并未激发民众的生育愿望？原因在于生育支持政策的覆盖面是有限的，主要是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育儿保障。有人声称“在加拿大生三个孩子，父母就不用工作了”，这在实践中确实是可行的：2020年家庭年收入在31711加元以下的，一个孩子每年最高可以获得6765加元的“牛奶金”。如果一个低收入家庭有3个6岁以下孩子，水枪版合金弹头每年可拿到2万加元左右的“牛奶金”，加上带薪假期、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托儿补助金等，足够一家人生活了，因为加拿大家庭税后平均收入也不过6万加元左右。
但对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来说，除了育儿津贴有所帮助之外，并未享受到多少福利，而且随着精细化育儿在中产阶层的盛行，养育孩子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却越来越高。《Money Sense》201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加拿大养育孩子的年成本为13366美元，18年加起来超过240000美元。加拿大全球人口研究大大苏珊·麦克丹尼尔表示，在加拿大养育孩子是一项昂贵的事业,这不仅体现在金钱方面，还体现在机会成本方面，女性不仅要上班还要接送孩子学习曲棍球和芭蕾等各种课外活动。加拿大统计局调查发现，经济激励措施只对收入低于10万加元以下的家庭有效，只有46%的父母认为生育福利政策有用。
对于广大中产家庭来说，昂贵的儿童早期保育费是一项巨大的开支，一些城市诸如多伦多每月托儿费用在1500-2000加元之间，可能比大学学费还要贵。对很多二娃及以上家庭来说，送孩子上托儿所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加拿大儿童上托儿所的比例不到55%。
近年来，建立广大中产阶层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体系，一直是社会讨论的热点，也是加拿大政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7年，联邦政府承诺在十年内向各省提供75亿加元，用于为新托儿中心提供资金、对旧托儿中心进行改造并资助幼教培训和提高工资。联邦政府在2021年更是进一步确定对国家儿童保育体系进行“重大、长期、持续的投资”，计划未来五年内将会有总计300亿美元的新投资；从2025-26年开始，每年至少将投资92亿美元。预计到2022年底，加拿大平均托儿费用有望降低50%。联邦政府这项旨在缓解中产育儿负担的政策，最终效果究竟会如何，还需拭目以待。
德国
父母假和父母金可自由组合
◎杨萌
尽管鼓励生育的福利措施在不断改善，德国的生育率除了在2016年有一个小高潮之外仍然没有大的提高
作为一个出生率较低的国家，德国一直面临老龄化社会的种种挑战，如何鼓励生育并支持年轻的家庭，是德国社会近年来的重要话题，德国生育福利政策也一直在改进。
首先，每一个孩子出生后直至18岁，德国父母都可以为孩子申请儿童金。如果已经成人的孩子处在无业状态中，儿童金可以领到21岁；如果孩子继续读书，则可以领到25岁。另外，残疾孩子的儿童金没有年龄限制，可以一直领下去。儿童金的数额也在逐年提高，从2002年的每月154欧元增加到2021年的每月219欧元（第三个孩子225欧元，从第四个开始250欧元）。
其次，除了法定带薪产假，德国政府还为家庭年收入30万欧元以下的父母提供父母金和父母假。父母双方为每个孩子可各自申请最多三年的父母假，在此期间雇主不允许开除员工且必须保留同等职位。父母假的起始时间以及具体休假方式（可灵活分成多段），可以在孩子满8周岁之前由父母自由选择，但大多数德国父母都会选择在孩子出生后的两三年休父母假。
2013年8月之前，德国法律规定孩子满三岁父母才可以申请幼儿园名额，而且德国的爷爷奶奶没有带孙子的义务，除了可能身体及家庭状况不允许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固定每天照顾、接送孙子的爷爷奶奶几乎没有，这样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环境就决定了三岁以下孩子的妈妈必须自己照顾孩子或者在附近找日托阿姨。笔者的儿子出生在2006年，预产期之前的六周和之后的八周我有法定带薪产假，之后我申请了两年的父母假。儿子两岁的时候，我重新回去工作，但是只做半职，每周工作25小时，我上班时送孩子去日托阿姨那里，儿子在三岁时终于进了幼儿园。
2007年开始，父母双方还可以总共拿到14个月的父母金——每月最少300欧、最多1800欧，数额大约是休父母假一方在孩子出生前12个月税后月收入（上限是2775欧）的65%。前提是，父母一方必须最少休两个月、最多休12个月的父母假，所以很多年轻的父母选择妈妈休12个月，爸爸休2个月。休父母假期间，他们可以完全不工作，在家照顾孩子，也可以一周工作不超过30小时（2021年9月起，每周工作时间可以增加到32小时）。
德国育儿福利政策也在不断改进：从2013年8月开始，孩子满一岁就可以申请幼儿园名额，这样就鼓励了年轻妈妈们尽快重返职场。2015年7月之后，新政又规定每月父母金可以减半，而领取父母金的父母假时间可以增加一倍。这样在能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年轻的父母们就有了更多陪伴孩子的时间。另外，德国企业一般提供弹性工作时间以及居家办公的可能性，以方便有孩子的员工灵活安排上下班时间，兼顾工作与家庭。
尽管减轻家庭负担、鼓励生育的福利措施在不断改善，德国的生育率除了在2016年有一个小高潮之外仍然没有大的提高。年轻家庭遇到的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幼儿园开放时间虽然延长了，家长们可以安心工作，但幼儿园却一位难求。在我居住的德国人口最密集的北威州，父母常常是宝宝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去幼儿园给孩子排队申请位置。虽然小学也增加了托管时间，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托管名额仍然有限，要按父母是否全职工作和工作时间长短来排队分配名额。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护理人员一直以来的低工资造成了护理资源的稀缺，疫情更是加重了护理行业的负担，这无疑是对老龄化社会的巨大挑战。6月2日，德国政府内阁刚刚批准医疗护理改革新方案，计划从2022年起每年为长期护理保险提供10亿欧元的补贴，并将23岁以上无子女者的护理保险费提高0.1%，即从税前收入的3.3%提高到3.4%，而有子女者仍只需交纳3.05%（无子女者一直以来需要多交0.25%），这一政策被舆论认为是对没娃一族的“薅羊毛”。
总之，德国人认为，鼓励生育政策不是孤立的，教育支持、妇女生育福利、生育后重返就业岗位以及企业文化、管理理念等都需要与之配合改善，有了这些保证，一个家庭才会考虑到多一个孩子带来的是快乐而非负担。
美国
中产生娃压力山大
◎张立忠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很少的几个没有通过法律要求企业为其员工提供带薪产假的国家之一
我的邻居吉尔又怀孕了，这将是她和麦克的第三个孩子。吉尔和麦克是典型美国夫妇，年轻的时候在城里蜗居打拼，结婚生子之后，把家搬到城外郊区安家落户。两年前他们搬来的时候，带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儿子，当时吉尔正怀着第二个孩子。他们搬来几个月之后，我们一起庆祝了他们小女儿的降生。
记得他们刚搬来时，麦克意气风发——他有哈佛的MBA学位，在一家大公司的市场部任职，是前途光明的青年才俊。周末的时候，常常看见他把高尔夫球杆放进汽车后备箱扬长而去。他的妻子吉尔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小女儿出生后不久，她就恢复在家上班了，因为她的公司没有给她带薪产假。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很少的几个没有通过法律要求企业为其员工提供带薪产假的国家之一，产假属于美国劳动法规定范畴，其1993年修正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规定，“有50名以上雇员的公司，必须给新生儿或新收养了儿童的母亲12周的无薪产假。”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州把这一规定扩展到小型公司（50名以下雇员）。而对于大部分供职于小型公司的母亲，则没有相关法律给予她们带薪或无薪产假的保障。
没有带薪产假，新晋妈妈只能想方设法降低生育成本：除了把带薪假期全部用在生育期（美国公司只有一种带薪假期，只要不去上班，不论原因全部从带薪假期里扣除），买保险是最主要的途径之一。2014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规定：所有的医保必须包含怀孕和生产，涵盖从产前检查、住院生产到产后新生儿和产妇护理的大部分费用。还有一种保险叫“短期残疾保险”，该保险可以使被保险人在“短期丧失工作能力”期间，得到至多60%的薪资。生育可以算“短期丧失工作能力”，所以可以领这个保险金。
现在有很多美国公司为全体员工购买了这个保险，算是给员工的福利。还有待遇更好的公司，不仅为新晋妈妈提供时长不等的带薪产假，新晋爸爸也享有同等待遇。不过这属于公司行为，不在国家法律法规之内。
以前也听说过“在美国生一个孩子领多少钱”的话，实际情况是，只有没收入或者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请“妇幼营养补贴”。对于低收入水平的定义，各州又不同。在我居住的康涅狄克州，低收入是指“等于或者低于联邦贫困指南的185%”。2020年“联邦贫困指南”的贫困标准是个人年收入在12140美元以下，或者作为一个四口之家，家庭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那么，能够领取“妇幼营养补贴”的收入水平应该是个人年收入等于或小于22459美元，或者四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等于或小于46250美元。符合了贫困标准，能领取多少“妇幼营养补贴”呢？这个计算方法非常复杂，有很多指标，一般从每人几十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营养补贴不以现金方式发放，而是以“购物卡”和免费医疗服务的形式下发。“妇幼营养补贴”需要每年申请，如通过审核，可以一直领取到孩子的5周岁生日。孩子5岁之后可以读书了，这时如果仍符合贫困标准，可以申请学校的免费营养早餐和午餐。
作为中产之家，麦克一家在添丁以后，能够得到的补贴几乎是零，他们唯一的福利是可以退税。孩子的生养费用、上学费用（私立学校学费除外）都可以用来抵税。但是，这个抵税额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也就是说，收入越低，抵税额度越高。
小女儿降生以后，吉尔坚持上班，两岁的哥哥白天被送去日托，麦克在家的时间也明显增加，周末高尔夫运动变成了推着婴儿车跑步。虽然吉尔的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但也有安排不开的时候，因此外婆常常过来帮忙。当我问吉尔接下来的计划时，她指指隆起的腹部说：“这个出来之后，我就不回去上班了。”是啊，美国人工昂贵，日托加上请保姆的费用，超出吉尔的工资收入，再加上税收因素，最经济的决定是妈妈辞职做全职主妇。
总之，在美国，作为无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生育孩子前后能够得到比较多的福利补贴。而中产家庭，特别是有工作的职业女性，在享受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之余，则要承担更多压力，甚至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取舍。
